任浩，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现任发展研究院院长。1982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，1986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，1997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。长期深耕组织理论与战略、产业园区规划等领域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863计划等项目近十项，完成张江示范区、苏州工业园区、盐城经开区等近百项园区规划课题。出版《园区管理通论》《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》等30余部著作，发表论文130余篇。兼任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联盟执行主席等职，被誉为“园区研究第一人”“产业地产之父”。

在上海同济大学经管学院的办公室里，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的书架上，整齐排列着关于产业经济与园区发展的著作。这位深耕园区研究数十年的学者，向我们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产业园区的深度对话。从1979年蛇口工业园的“破冰”，到如今遍布全国的国家级经开区、高新区，中国产业园区用四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从“三来一补”到“创新驱动”的蜕变，而在任浩教授眼中，这场进化远未结束。在与我们的对话中，任浩教授以扎实的历史资料与实践案例，拆解了中国园区的发展逻辑，也指明了未来的破局方向。

2010年的盐城，1,000多公里的滩涂在海风里闲置，当地政府捧着“风资源丰富”的账本却愁眉不展——想发展海上风电，可既没产业基础，也没企业愿意来。就在这时，任浩教授团队带着一份规划方案找上门，提出“以市场换产业”的思路，竟让盐城成了全国重要的风电产业基地，吸引龙头企业扎堆入驻，连带着上下游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完整供应链。这只是任浩教授参与的近百个园区规划项目之一，而每个项目背后，都藏着中国产业园区迭代的密码。

提及中国园区的起点，多数人会将198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视为开端，但任浩教授却推翻了这一普遍认知。“从历史事实来看，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开发区，是1979年1月31日中央批准建立的蛇口工业园，它比深圳特区还要早半年多。”

在计划经济主导的70年代，蛇口工业园的探索堪称“颠覆性”。任浩教授举例，当时干部调动必须凭介绍信与档案，缺一不可，但蛇口为了招揽人才，率先提出“没有档案我们建，没有介绍信也能来”，这一举措成为后来全国人事制度改革的“雏形”；更突破常规的是，蛇口实行干部民选制度——管委会主任、副主任需每年向全体职工大会述职，由投票决定是否连任，“这种市场化的干部任用模式，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”。

“现在大家熟知的‘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’，其实最早也是蛇口提出的。”任浩教授强调，蛇口的意义不仅在于时间上的“领先”，更在于它用一系列改革举措，为中国园区发展奠定了“市场化基因”。从按劳分配制度的探索，到吸引外资的尝试，蛇口工业园完成了中国园区“从0到1”的突破，也为后来沿海城市开发区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。

01

从“加工车间”到“创新引擎”

四十年五个阶段的跨越

梳理中国园区的发展脉络，任浩教授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初始探索阶段（1979-1984年）：“三来一补”（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、补偿贸易）的破冰期，即原料从国外进口，加工在国内进行，成品再出口海外，中国园区扮演的是“全球加工车间”的角色。这一阶段的核心是“对外开放试水”，国家给予园区外资准入、人员流动等政策支持。

“当时对入园企业有两个硬要求：一是必须有外资比例，二是产品出口比例要达标。”任浩教授解释，这是因为当时民族工业基础薄弱，既要通过加工参与全球分工，又要避免挤占中国国内市场，“原料进口、成品出口，我们只赚劳务税，这是当时最稳妥的模式”。

试行扩张阶段（1985-1991年）：则是园区从“点”到“线”的跨越。1984年，国家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，允许每个城市划定区域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（简称：经开区）。“上海因为没参与早期特区建设，中央多给了2个名额，所以上海有闵行、漕河泾、虹桥3个国家级经开区，其他城市各1个。”任浩教授介绍，这一阶段园区不再局限于简单加工，开始引进有技术关联的产业，数量也从最初的个位数增长到108个左右，为后续全国布局打下基础。

高速发展阶段（1992-2001年）：是中国园区的“黄金十年”。邓小平南巡讲话后，改革开放加速，园区发展进入“黄金期”。任浩教授回忆，这一时期园区不再只有经开区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（简称：高新区）、海关保税区等新型园区陆续出现，“区域上从东部向中西部延伸，产业上开始形成集聚效应，比如深圳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、苏州工业园的先进制造业，都在这一阶段崛起”。

 

整顿规范阶段（2002-2006年）：则是对高速发展的“纠偏”。由于此前发展过快，产业园区出现了土地浪费、同质化竞争等问题。2002年起，国家开始整顿园区，暂停国家级园区审批，“6年时间全国只批了宁波高新区1家，目的就是控制规模、规范发展”。任浩教授表示，这次整顿让园区从“重数量”转向“重质量”，也为后续转型升级埋下伏笔。

转型升级阶段（2006年至今）：这一时期园区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“过去考核园区看GDP、出口额、外资规模，现在更看重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。”任浩教授指出，这一阶段的核心变化是功能定位的转变：传统产业要升级，比如机械产业向智能化、数字化转型；新兴产业要培育，比如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，“中国园区不再满足于‘制造’，而是要向‘创造’转型”。

四十多年的园区发展历程，不仅是一部中国经济的成长史，更沉淀出一套清晰的发展逻辑。在任浩教授看来，早期园区靠“政策红利”和“规模扩张”就能快速发展，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、要素约束趋紧，“野蛮生长”的时代早已过去——如今的园区发展，核心已从“建起来”转向“运营好”，从“招企业”转向“育生态”。

“过去园区拼的是土地、税收优惠，现在拼的是产业配套、服务能力和生态环境。”任浩教授坦言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成功的园区从来不是“千园一面”的复制，而是基于自身禀赋的精准定位，能让企业安心发展、员工安心生活的综合生态。正是基于这些启示，一套兼顾“生态构建”与“差异化定位”的实操方法论，逐渐成为新时代园区规划的核心逻辑。

02

差异化定位：

用“吸引力-驱动力矩阵”避开内卷

“你搞AI我也搞AI，你做新能源我也做新能源，最后只能打政策战、价格战，这就是同质化的恶果。”任浩教授直言不讳。谈及园区同质化问题，他提出“吸引力与驱动力矩阵”模型，已在多个园区实践中验证有效。

“吸引力看行业前景，比如低空经济很火，但不是所有园区都能做；驱动力看地方禀赋，包括资源、市场、资本、研发能力等。”任浩教授以安徽凤阳为例，当地有丰富的石英砂（硅材料基础原料），过去只是低价出售，既破坏环境又附加值低。“后来我们做规划时，建议以‘资源换产业’，引进玻璃生产企业，搭建从石英砂到玻璃制品的完整产业链，即企业要拿石英砂，鼓励在当地建厂，同时设计制度让落户企业在资源使用上有优势。”后来，南通德力玻璃等企业陆续入驻，逐渐形成完整的玻璃制品产业链，现在凤阳是华东最大的玻璃产业园，企业降了物流成本，地方提了经济收益，实现双赢。

 

另一个案例是盐城风电产业园。2010年，盐城有1,000多公里的滩涂，风资源丰富，但没有风电产业基础。任浩教授提出“以市场换产业”：“海上风电设备体积大、运输难，必须就近组装，我们承诺入园企业优先参与盐城风电项目投标。”这一政策吸引了华锐风电、金风科技、上海电气等龙头企业，“一些企业不仅自己来，还带了上下游零部件企业，很快形成完整供应链，盐城也成了全国重要的风电产业基地”。

03

未来趋势：智慧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

谈及园区的未来，任浩教授结合实践案例，将发展方向概括为“智慧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”三大路径，而在全球产业链重构、数字经济浪潮与碳中和目标的叠加背景下，这三大路径又将衍生出更多新挑战与新机遇。

未来十年，中国园区会面临一场“大考”。任浩教授表示，“一方面，全球产业链区域化、近岸化趋势明显，过去‘两头在外’的加工模式难以为继，园区需要从全球分工的节点转向自主产业链的枢纽，这就要求我们在核心技术、关键零部件上实现突破，否则很容易被排除在全球高端供应链之外；另一方面，数字经济不是简单的‘装系统、上平台’，而是要重构产业逻辑——比如未来的园区，可能不再按行业划分区域，而是按数据流、业务流搭建协同空间，这对园区的运营能力是全新考验。”

 

此外，碳中和亦为园区发展带来机遇。“欧洲已在推进‘碳边境调节机制’（CBAM），未来出口企业的碳足迹会直接影响产品竞争力，园区如果不能提供绿色低碳服务，就会失去国际订单的吸引力。”任浩教授补充道，“但这也是园区的‘新赛道’——建设‘零碳园区’可以吸引对碳成本敏感的高端制造企业；通过开发碳资产、提供碳咨询，形成新的服务收入。”

智慧化：用技术降本，打造“产业大脑”

“现在很多园区搞智慧化，不是为了‘装样子’，而是真能省钱。”任浩教授举例，某园区通过智慧能源管理系统，根据人员密度调整空调、灯光使用，能耗降低15%；通过分析企业能耗、门禁数据，提前预判企业搬迁风险，将厂房空置期从3个月缩短到1个月，“这些看似小的改进，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经济效益。”

他进一步指出，智慧园区的终极目标是打造“产业大脑”，“园区管理者不仅要知道企业在生产什么，还要知道这些企业在全国、全球同行业中的地位，这样才能精准制定扶持政策，而不是盲目补贴。”

绿色化：从“政策要求”到“市场刚需”

“过去搞绿色是响应政策，现在搞绿色是企业的生存需求。”任浩教授提到一个案例：某跨国企业曾计划从上海第一家国家级经开区搬迁，原因是“欧洲市场要求供应链企业5年内碳足迹降低15%，而园区没有新能源规划，无法满足需求”。

如今，中国光伏技术已领先全球——2023年底光电转化率达29.03%，2024年6月提升到29.7%，看似只有0.67个百分点的增幅，在行业内其实是不小的突破。“光伏行业的转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，对应的度电成本就能下降5%~8%。很多园区建光伏、地热等电站，以低于国网电价8.5折以上的价格给企业供电，企业既能降成本，又能拿到绿色认证，这成了园区吸引优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”

融合化：突破空间瓶颈的“内外联动”

“很多国家级园区土地饱和，想发展新兴产业却没空间；有些地方园区有土地，却没产业基础。”任浩教授指出，解决这一矛盾的核心，在于建立“国家级园区引领、地方园区承接”的深度合作机制——这不是简单的“技术输出”或“产业转移”，而是从规划、运营到利益分配的全链条协同，最终“国家级园区破空间瓶颈、地方园区提产业能级”的共赢。

国家级园区的优势是研发资源、龙头企业资实现源和品牌效应，地方园区的优势是土地空间、劳动力成本和本地政策灵活性，两者要按产业链环节精准分工，而不是让地方园区单纯承接低附加值生产环节。任浩教授强调，关键是要避免“国家级园区甩包袱、地方园区接低端”，必须让地方园区承接的环节“有技术门槛、有升级空间，更重要的是有产业链接”。

“一些园区合作失败，可能是因为‘管的人不懂产业，懂的人没话语权’。”任浩教授提出，成熟的合作模式是双方联合成立管委会，并引入专业运营公司：前者负责产业规划落地、龙头企业对接，后者负责本地政策协调、基础设施配套；同时还引入各类专业服务公司，负责企业服务等具体事务。

园区永远是中国经济的“试验田”

“有人说园区数量会减少、最终会消失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”任浩教授的语气坚定，“从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的纺织厂集聚，到今天中国的经开区、高新区，园区本质上是产业组织的载体——只要产业在发展，就需要这样的集聚平台。”

四十多年来，中国园区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每一步：从蛇口的“破冰”到全国的“铺开”，从“加工车间”到“智能制造”，园区的演进史亦是中国经济的成长史。未来，随着智慧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的深入，中国园区将继续扮演“试验田”的角色，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探索新路径。正如任浩教授所说：“中国园区的故事，才刚刚翻开新的篇章。”

编者按

本文通过与任浩教授的深度对话，梳理了中国产业园区的演进脉络，并前瞻性分析了智慧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的未来路径。若需进一步探索园区规划、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，可通过以下延伸阅读深化认知。

延伸阅读：任浩教授园区领域代表性著作与研究成果

《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》——长期跟踪中国产业园区发展的权威成果，是理解中国园区“从规模到质量”转型的核心参考。

《园区不惑：中国产业园区改革开放40年进程》——是唯一系统总结园区40年历程的专著，揭示了园区发展规律。

《园区管理通论》——被誉为“园区管理”领域首部重要专著，通过POC园区管理体系，提供了提高园区效率的系统解决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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