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流

那不是你的家。甜蜜的家，或者曾经甜蜜的，破碎的家，或者尚未破碎的。方舱医院是个临时搭建的医院，如果你真正理解方舱医院的概念，你会理解它所有比不上家的地方。但在一开始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这一点。

「人还是比较恐慌的。」这是张伟对武昌方舱的最初感受。

她是半夜2点从家里被社区接出来的，一场紧急转移正在发生，仅仅3个小时前，社区才接到命令。她被告知要送去方舱医院，但具体去哪个，进行什么样的治疗，将隔离多久，「一切都不知道，都是未知的」。她后来回忆，那个夜里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，大巴在风雨交加的大街上等了3个小时，2月6日的5点20分，她终于入住武昌方舱的东区。那是个顶棚有几十米长的体育馆，作为第一波进入的病人，她放眼望去，全是一排排铺着白色床单的空床。

「哦，原来这里面会住这么多人。」她心说。

2月初，武汉抗疫策略转向，集中隔离取代居家隔离，重症感染者、轻症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将分流至定点救治医院、方舱医院、临时征用的社区隔离点三处不同去向。首批三个方舱医院的修建在2月3日启动，武昌方舱所在的洪山体育馆正是选址之一。仅用了两天修建，首批方舱就投入了使用。

张伟是确诊者，但发烧已经是十几天前的事情了。「我说我都已经好了，就不用去占用政府的资源和这个名额了。」她说。但事实上，退烧并不能作为病毒在体内无残留的依据，高烧也不能作为重症患者的判断依据。

发烧39度的付丹，同样在2月6日那个雨夜，被送去了武昌方舱。严格来说，此时的她算不上官方定义的确诊。她做过核酸检测，结果还未出来。在体育馆外搭起来用于预检分诊的帐篷，医生看她的CT片，表示「已经很明确了」，于是她也被收进方舱。果然，当天下午核酸检验出来结果为阳性。

她已经连续高烧一周多了，直至5号晚上才被社区安排进酒店进行隔离。那个酒店开了三层，住着60多个病人，没见到医生，只有一两个护士。「酒店里面管理起来很复杂，楼层又多，互相之间传达一个信息都很难，人都叫不着。」付丹告诉《人物》，「有的人病重了，他还得给家人打电话，家人再想办法到了这个酒店门口，在酒店门口叫保安，保安再去找医生。」酒店里的全部病人都送去方舱进行筛选。

方舱开放第一天，混乱和有序同时发生着。病人按照床号顺序依次安排，床位渐渐满了。三餐有供应，药也发放下来。舱内没有志愿者，医护人员忙前忙后，穿着同样的防护服，分不清谁是医生，谁是护士。但病人的抱怨也一直没有停歇过。「主要是大家都很迷茫。每个人又希望医生能够对自己特别关注一些。」一个病人回忆。

最大的问题是冷。为了防止交叉感染，体育馆的中央空调关闭了。当天武汉最低温度只有5度，再加上下了雨，馆内极为湿冷。虽然每张病床上都有电热毯，但其中一些插座没有电。一个护士记得，在规模稍小的西区情况更甚，「有一半的电热毯是没电的」。

作为一个临时居所，方舱不是家。启动之初，很多设施还有待完善。洗漱台是十几个立柱状的面盆。装了热水器，但用的人一多，就跳闸了，后来的人只能用冷水。为了防止病毒在粪口传播，所有大小便需进行无公害处理，体育馆内的厕所关闭了。移动厕所设在馆外，没有来得及装灯，黑漆漆的。一些厕所的水管尚未安好，无法冲水。出门走到厕所的路上没有遮挡，有人淋湿了，回来又是发了一通脾气。

方舱承诺每天清洁两次，但没有人进来做卫生。摆着四台开水炉的大厅里，地上全是积水，老人慢慢地走，以避免滑倒。送来的饭菜经常是凉的。方舱里也没法洗澡。 什么样抱怨的声音都有。

一个年轻女孩突然哭起来，原来，她想到了因病去世的母亲。周围的病友纷纷予以她安慰，说着打气的话。那是个暖心时刻，但整体气氛依然很压抑，人们不得不联想到自己。「确实在这里面很多人，家里其他人也生病了。」付丹说。

张兵一家四口就被分隔在三个不同的地方。48岁的他在方舱，父母在医院，症状已经消失的太太则在社区指定的酒店里隔离。他发烧到39.4度，但他更挂念的是家人。他有两三个同学的父母去世，症状和新冠肺炎吻合，但没有确诊。

第一天结束的时候，付丹发现睡眠是个新的问题。有人打鼾倒是其次，方舱要维持运作，照明灯24小时开着。靠着一些安定片，她才终于睡着了。

筹备

将时间倒退2天，湖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护士唐斟，是在2月4日下午3点接到命令的。早前医院征询支援抗疫一线的意向，她报了名。她是两岁孩子的母亲，领导因此反复询问她是否考虑清楚并得到家人支持；但同时，作为肿瘤医院里兼任的院感科护士（院感科工作包括防止医源性感染的培训、医疗废弃物的管理、消毒管理等），她又是前线亟需的人。

赶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和CT确定身体健康，当天晚8点，她和同事进入武昌方舱。时间紧急，作为肿瘤医院第二批派出的医护人员，她反而比第一批定下要去雷神山那40人，早两天到岗。

在4号这一天里，许多事情同时发生着。在湖南长沙，湘雅医院由10辆车组成的「方舱医院」车队一早启程，如果说体育馆起到的是「留观室」作用，这些可独立实现野外检查与手术的车辆才是方舱的关键构成。在广西柳州，市工人医院的呼吸科护士长梁艳冰早上7点就去单位集合，她和5名同事要去南宁搭下午4点的飞机。她们所在的这支广西队有100名护士，抽调自20余家不同医院。

这天晚些时候，包括湘雅医院在内的以专家为主的三支国家救援队，来自广西、河北四地的总计400人的护理团队，陆续抵达武汉。他们将与肿瘤医院等五家本地医院携手，将武昌方舱作为示范点共同运营。

此时方舱还在建设。「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空床。搞不清楚哪里是进口，哪里是出口，哪里是我们换衣服的地方。」梁艳冰说。

各单位做了分工，湖北省人民医院统筹全局，肿瘤医院分配的任务是负责院感与物资分配。「说实话，刚开始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场景，你真的会有那种心态，感觉工作开展不下去了。」唐斟有一种无助的感觉。「什么东西都没有头绪。」考虑到医生仍然不足，五家本地医院主动提出，在各自原有的两医四护的团队上，每家再加派18名医生支援。

武昌方舱将设800个床位，两个体育馆分别做东区和西区。但肿瘤医院的团队看过场地后提出，床位太密集，相邻两张床的人站到间隔里近乎脸贴脸，不符合院感要求。经讨论决定，方舱将开设地下一层作为第三个区域。铺好的床被撤走了一小半。

另一个调整是，把全场通铺改为由20至50张床位为一个单元的隔断间。「因为你要设身处地为患者去想啊。」肿瘤医院副队长王俊向《人物》解释，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至少要稍微隔一下吧。」病床是早先由志愿者铺的，颜色花花绿绿。志愿者退场后，为了统一色调，医务人员将床铺重新收拾，更换为白色的床单被套。

改造连夜进行。5日凌晨4点，6个可满足医疗需求的专用配电柜到位。配电柜体在鄂州，配件是由武汉送过去，组装完成后，再送回来的。市内建材市场停业，找配件也经历了一番波折。

看不见的地方，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。对于一个两天建成的传染病医院来说，一切都是新的，入院、值班、危重患者转院、出院、院感等制度，都需要不同工作组协调制定，并形成文字。

在方舱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，唐斟在宾馆躺下，看了下表，凌晨4点10分。「妈呀，我可不可以回（家）去啊。」她想。睡不了太久，8点要到岗。

运营

到了2月5号晚间，武昌方舱已经初具雏形了。东区为例，划为两个区域，省肿瘤医院和省妇幼保健院各负责100余张床位。所有医护人员由体育馆南门进出，北门用于接送病人和运走垃圾。馆内设清洁区、缓冲区、半污染区、病人所在的污染区，各区之间有门隔开。

医护人员除了在病区工作，也有一部分人需在外围值守。一切都是简易的。梁艳冰所在的「办公室」，其实就是一间更衣室，桌子是用做仰卧起坐的台子搭的。她在这里检查医护人员的防护衣是否穿好，用酒精喷壶进行初步消毒。房间里摆着一台对讲机，用于与病区联络、沟通需求。除此之外，舱内舱外各有两部公用手机。

仿佛进入一场真正的战争，突发任务随时下达。来自福建的国家救援队派来之后，很快抽调去了其他地方。广西队在5号接受了全天培训，晚上本没有工作安排，晚10点时突然被通知要派3个护士进方舱支援，随后命令又变了，12点前第一组人员（广西队分成5组）必须到位，临时去顶夜班。

那晚完成队员交接工作后，负责外围联络的梁艳冰发现没有车送她和其他几个同事回去。虽然有车停在外面，但她们调度不了，也没有联络电话。最后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凌晨4点才坐上车回酒店。她几乎一夜没睡，7点钟又要起床带队去接班。好在从第二天起，对口接送的车辆安排下来。

病区的医护人员每一班4小时，最初是6小时，发现强度太大才降下来。穿着防护衣，汗透不出去，一个班结束，「全身都是水」。护目镜无法根据每个人的脸型去配，为了避免暴露，调得很紧，很多人的脸压伤了。进入病区要有三级防护，里面一层隔离衣，外面一层隔离衣，中间是防护服，戴两层手套。脱比穿要更慎重，也耗时更长，规范操作时间是40分钟。洗澡也占用了大量时间，按照要求，出舱后在体育馆里要洗30分钟，回到酒店再洗30分钟。（按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吴安华的说法，不需这么机械，洗干净即可。）

人人要洗30分钟，体育馆的热水供应难以保障，洗到后面水是冷的，再加上没有吹风机——在一开始就能考虑到所有这些细节实在太难了——室内温度只有几度，有几个同事因此感冒了。开过协调会后，上面派来电工，水冷的问题解决了，洗澡房也配了吹风机。感冒的同事和处于生理期的同事无须排班。

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看方舱的运营，和从病人的角度看是不同的。「如果说比生活条件，那肯定比不上你社区。如果说比医疗设施，跟正规医院比那差了去了。很多患者一来，心理上面肯定是有落差的。」肿瘤医院副队长王俊说，「方舱是大灾大疫的时候，一个过渡点一样的地方，来了之后你有药吃，有医护人员给你进行护理。它里面可以有移动的CT，移动的DR，移动的检测车。」

卫生打扫不及时，是因为很难找到临时工，还是靠中南路调来的几个清洁工勉力维持，后来又从二桥借了几个人过来。热水器是因为一开始没装，病人住进去，再请人进污染区施工就太难了。饭菜偶尔是凉的或者未能赶在饭点发，是因为只有在医护人员交班时才能带进来，有时候没沟通好，就只能等下一班了，进去的人不能走回头路。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在方舱有时候比在医院里工作还辛苦。在医院里面我就只负责他的医疗问题，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用负责。」王俊说。

按照方舱医院的收治标准，只接受由社区转入的65岁以下、没有严重并发症的轻症患者。但实际情况是，由于定点医院床位太紧张，社区将一些标准之外的病人也送了过来。王俊介绍，出于人性化考虑，方舱还是接受其中一些病人，包括一位80多岁的婆婆。

让一些病人感到不安的是，方舱不能输液，也没有ECMO（人工心肺）之类的急救设备。在反复要求下，直到第三天才有了供氧机。但从医生角度看，输液属于有创操作，对卫生环境有一定要求。最初没有供氧机和ECMO，也是因为那是重症病人才需要的。理论而言，轻症病人可以靠服药等待自愈，一旦病情恶化，转为重症，按分流处理方案，将送到定点医院。

但实际衔接没有这么流畅，有的病人在方舱里等了一两天才转出去。「舱内的要催你赶紧转，转出去的条件就是要有接收他的医院和有床位，你还要联系救护车，还要有相应的医生领导来批注，评估他的病情。所以一层一层（传上去），你就是一个中间人，两头都来说你。」护士唐斟说。她经手转出的几个病号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去了不同医院，「确实一床难求」。

作为主要在舱外工作的护士，唐斟的工作时间比舱内护士更长，很多事情要协调汇报，头几天，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她也想过，是否可以请求肿瘤医院增派人手。单位也有难处。肿瘤医院不是肺炎定点收治医院，但人手同样捉襟见肘。放疗科有大约1/3的医护人员处于隔离状态。一个同事的老公是定点医院医生，遭到感染，家属因此也要隔离。年后第一天上班，她就连轴工作了24个小时。当她来到方舱后短短几天里，医院又派出了两批人马去支援石牌岭与随州，「感觉医院都已经掏空了」。她告诉自己，挺过最初阶段，工作理顺就会好起来的。

其实，作为示范点，武昌方舱条件已算优越。医护人员有500余名，对应800张床位。以肿瘤医院值守的那片127张床位的区域来说，每一班有3个医生，十几个护士。每天上下午，还有一位国家医疗队的医生进舱协助。「说实话，真正能够叫方舱，其实只有我们这两三家。因为它有国家救援队，所以真的有那个（医疗）车，有舱。」一位医生对《人物》说。

第二批启动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，一位江苏护士告诉《人物》，她和两位同事要负责一个病区里的90多个病人，每班6小时。她所在的这支队伍一直在用自己带来的医疗物资，各自医院补寄过一批，但看起来还是有紧缺的危机。领导不断告诫她们省着点用，有些护士站的人不再穿最外层的隔离衣，「反正我接触病号的时间也少」，他们自我安慰。这位护士感到困惑：「后方比较吃紧，我们医院也被我们掏空了。如果我们的物资不够用的话，武汉政府会给我们提供吗？」

汉阳方舱倒是从建成就解决了病人的洗澡问题——电热水器装在了蹲便池上方，但药的供应却无法满足需求。2月13日，一个病人告诉《人物》，入舱三天来，汉阳方舱只统一发过一盒金花清感颗粒和一包「3号中药」。他自己带的抗病毒药阿比多尔（定点医院一般会给确诊者开三五天剂量的阿比多尔）快吃完了，他不是没提过要求，医生一直说没有药。方舱里也没有护士监测体温，要自己跑去护士站才能量。「你又不给我检查，你又不给我用药。我们其实要的是医疗，因为它叫医院啊，它不叫方舱隔离区嘛。」他抱怨道。

他跑去找医生。医生告诉他，这些问题天天在向上反映。更紧迫的情况是，很多社区安排进来的病人不符合进方舱的条件，他们在连夜筛查。「3天只睡了8个小时。」医生说。

舱内生活

住进武昌方舱的第二天，付丹看到有人在垃圾站收拾，将在地上扔得乱七八糟的垃圾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。她感到有些奇怪，清洁工怎么没有穿防护服呢。一问，原来那人是住在同一个病区的病友，住在159号床。

这次目睹对于付丹来说是个转折点。她本来也是充满消极情绪，躺在床上不想动，「159号」的行为感染了她，她想着自己可以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她发现，开水区地上总是湿漉漉的，原因在于热水器都没有装下水口。于是她跑到馆外，找了几个废桶，把管子接到里面排水，水满就倒掉。慢慢地她发现，不止她一个人在做这件事，一些人自觉地在行动。

床号最初排得有些混乱，护士梁艳冰得到任务，需要按列在地上重贴一遍床号。她发现戴着手套，扯胶布很不方便。而和她一起贴的一位医生，穿得防护服比较紧，根本蹲不下身子。很快就有病人主动来帮忙。贴了一会儿需要休息，又有人接力下去，梁艳冰很感动。

在护士发饭发药时，总有几个人上前帮忙。他们自作主张地命名了各自负责的部分，一区、二区、左区、右区。肿瘤医院团队注意到这种趋势，于是画了图，将区域分为ABCDE，从病人中选出区长，自我管理。应区长们要求，一个扩音喇叭送了进来。「有武器了，有时候宣传一下。」自荐成为区长的付丹说。

积极性就这样调动起来。考虑到垃圾里有汤水，总导致焚烧炉熄火，区长们号召大家注意干湿垃圾分类，汤水要倒到厕所里。有人拖地、收垃圾，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。方舱24小时不熄灯影响大家睡眠，付丹托在外的朋友买眼罩，跑了几个商店都没有。最后，她找到一个在社区组织工作的朋友，恰好有批给小朋友做游戏准备的眼罩，全部捐了过来。

方舱正在慢慢进入正轨。空调系统经改造后，体育馆能供暖了，室温升到15度。新增了几百床被子，如果睡觉还感到冷，可以盖两床。厕所装上了灯，露天位置搭了避雨棚。在第三天时，吸氧机运进来了。第四天时，到了一批书，可供借阅。

重症患者陆续转走，每天都有医护人员查血氧了。一名心理咨询师被请过来，每天上下午各半小时，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。付丹感到，方舱里明显能听到笑声了。依然有人有抱怨，但转身给家里打电话，「你们能住就来这住，这里毕竟有人管，也更安全。」

舱外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微博上，依然能见到重症患者得不到床位的求助。最惨的个案往往能够得到人们的注意，得到大量转发。转发不意味着必然得到解决。对肺炎感染和疑似者「应收尽收」是一道死命令，但需要更长时间消化。

方舱里有了微波炉，又有了电视——但没什么人在看，大家主要看手机。自发打扫的病人带的衣服不多，怕弄脏没得换，请求提供雨衣披在最外，医生们干脆送去四个白大褂，有的连号牌都没取走。

在舱内，各种生活用品，从卫生巾、拖鞋、肥皂到指甲剪，提出要求后，基本都满足了。购买需要走流程，怕里面的人用不上，护士们送去自己的洗发水。有人要吃清真食物，有人有糖尿病，就专门给他们配餐。「送过来的时候你就要告诉我哪几个是清真的，我就要在上面进行标注，送餐的时候我们又要跟里面的护士说是哪几个病人，你不要弄错了，一定要发到他的手上。这都是很小的一些细节。」唐斟说。有人口腔溃疡想吃稀饭，唐斟把他的需求记录下来汇报上去。

在舱外世界，医护人员可能无力兼顾这些细节。在武汉九医院——这个二甲综合性医院临时变成定点救治医院，两个护士需要负责8个病危病人和45个重症病人。整夜不停地换氧气桶，汗流浃背。湖北孝感一名女护士，每天要上下五层楼，搬运数吨隔离病房里的医疗垃圾，因为医疗垃圾不能进电梯，最终因劳累过度晕倒在路边。

2月9日这天晚上，武昌方舱里，病人们自发跳起了广场舞。大家用手机进入同一个直播频道，伴奏就有了立体环绕效果。「其实动作看得清不清楚，齐不齐啊，是次要的吧。主要是在于那个心情。」付丹说。这在社区隔离点和医院是无法想象的事情，只有方舱，才能提供这样的人际互动。有医护人员对记者表达对交叉感染的忧虑，但没有成为主流声音。

方舱里终于可以洗澡了。走在路上，人们彼此打招呼。每天有水果、有鸡蛋吃。每餐有三个菜，荤素搭配。元宵节那天，早餐吃的汤圆。病人们被告知，一天的伙食标准是120元。当一个赴武汉采访的记者在微博上开玩笑说，「吃得比我还好」，他遭遇了接连几天的网络暴力。「吃得不应该比你好吗？」网友对他说。

方舱通过情况摸底，组织病人成立了党支部。付丹是宣传委员，职业是民警、有着20多年党龄的张兵被指定为东区临时党支书。张兵高烧已经退了，他特别积极，一刻停不下来，忙前忙后帮医务人员分担杂务，一天下来微信运动显示走了一万多步。

主流媒体报道之外，这天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引起重视的事情：在武钢二医院，一批患者在凌晨2点被转院，几位老人因为走不动，在停车场掉队，医护人员没有发现。在冷风中熬到早上8点才被路人发现，按转院单写的医院名字送过去，医院却说手续不全无法接收。直到此时，一个老人的家人才接到电话，知道转院消息，之前对整个过程一无所知。

扩音喇叭再次派上了用场，大家会一起唱《歌唱祖国》，「在唱之前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，但是确实你要相信大家在一起这个歌声的力量，包括这个正能量的东西，真真正正地感染了所有的人。」付丹说。

2月11日，张伟成为武昌方舱的首批28位出院者之一，这28个人里，最晚入院时间为2月9日。按照出院标准，病人需三天没有发烧，呼吸道的症状缓解，CT片显示病灶好转，核酸2次检测是阴性。「住进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。」有人感叹。这句话上了电视。

截至发稿前，武汉已有13家方舱医院开舱，可提供救治的床位达到了13348张。下一步计划还将增建19家。十几天过去了，付丹还在等待出院，应该很快了，她准备把衣服、日常用品和被子统统打包扔掉。她注意到，方舱里，跳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坏消息越来越少。